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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谁当主席，谁就会在语文课本上露面，有时，课本的滞后效应赶不及政治的风云变幻，最短暂的一篇时文作者是华国锋
这些写满政治和大字报般铿锵言论的课文在文革结束后就看不到了。1978年，邓小平主持教科工作，当时，人教社已经空了十年，中学课本也停了十年，只得从全国各地紧急调入240名教育部及直属单位下放的“臭老九”。
人教社前编审张厚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出校门后的人生轨迹和当时的中学语文课本一样，被迫随时代起起伏伏，先是分配进教育部，而后下调广西教育厅，再又返京，不但不再是“臭老九”，还可拖家带口，解决北京户口。
1978年重新组建的人教社，头一年被统一拉到香山饭店闭关编写教材。对知识已然生疏了的编选者面对的是精神家园同样荒废十年，年龄大小不等的中学生们。张厚感对当年邓小平焕然一新的指示印象尤深，“合格的学生，合格的老师，中等偏上水平，把先进科学知识吸收进来。”
文革前的最后一套教材被直接淘汰，叶圣陶当年主持编改的经典文章恢复了三分之二，新鲜的文章占三分之一。张厚感回忆，这三分之一基本全是时事文章，“那时，上哪去找新鲜的文学作品？”
时文必选时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文章，这也算是当时编写中学语文课本的“潜规则”。谁当主席，谁就会在语文课本上露面，当然，课本的滞后效应和政治的风云莫测有时也会相撞，最短暂的一篇时文作者是华国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课本再版，文章已然下架，在语文课本上露面的时间不过三年。
此时，经典文章也并非原封不动地直接请回课本，一些当年被删的句子被悄然恢复了。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入选60年代语文课本时也被拿下了一句话——“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
“当年又是吃苹果又是和爱人散步的，太小资产阶级情调了，不够革命，叶老也赞同拿下，”张厚感说，“等到我们编课文时，吃苹果和散步已经不敏感了。”
此时的新编辑们对大家作品已经秉持能不动就不动的原则了，“一是谁都没有当年叶老的威望和地位，二是时代在慢慢宽松了，起码中宣部和教育部已经不再直接干预课文选编了。”张厚感回忆，当时有位同事改冰心的《小橘灯》，改得太多，违反了“可改可不改，不改”原则。主任很不满意，接连说，“需要改那么多吗？需要改那么多吗？”他一一把原文恢复了。
但一些必要的删节仍不可避免，“思想内容好”仍然是教材编写的首要标准。即便叶圣陶的权威已然不可复制，入选作品的作者甚至表达不满。张厚感在编辑臧克家《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时，把“抽红锡包烟漂白了屋子”和“三个月不下楼不梳头”给删了，因为“这和1981年开始提倡的五讲四美太不搭调了”。
改稿送上门，臧老不太高兴，张厚感呵呵赔笑，赶紧指着文中一词“众物腾跃”说，“这个形容很漂亮，虽然讲的是桌子东西太乱了，但我坚持保留。”臧老笑了，“哟，你看出味道了。”遂达成妥协。
八十年后中后期开始，随着中国文学界逐步恢复生机，中学语文课本备选新文章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大。1987年，编辑们为了配合鲁迅《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教学，入选了王蒙的《费厄泼赖应该实行》，文章强调新时代下倡导公平竞争的必要性。其时，鲁迅依然是神，但已不再是不可质疑的年代了。
“我们一直在考虑增加课本的时代感，时代毕竟变化太大了。”但令时任编辑们没想到的是，时代可以前进，也可以兜兜转转，1991年语文课本修订，王蒙这篇提倡资本主义公平、自由竞争的文章被拿下，“费厄泼赖”在中学生们的心中，旋又和“司徒雷登”一样，打上了标签式的权威结论。
这是现在的80后们上中学前的最后一次语文课本修订。1993年，多样化的九义教材在全国使用，直到2004年高中教材试用，这套教材终于没再出现大变化，它最终成就了80后整整一代人的集体回忆与N年后才被共同发现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