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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图两代修书人妙手护国宝

2018-10-11 15:12 来源:北京晚报

“师父教给我三颗心——爱心、耐心、用心,正是它们,让我在这个行业坚守了近40年。”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献修复室里,古籍修复专家朱振彬把一个“两代修书人”的故事娓娓道来,中国古籍修复技艺的百年传承脉络在他的讲述中变得清晰起来。

“一代国手”八旬传艺

朱振彬的老师是国图第一代古籍修复专家、被誉为近现代古籍修复“一代国手”的张士达。张士达16岁来到北京琉璃厂肄雅堂古书店学徒。“清末民初,京城古籍修复以肄雅堂、肄文堂最为著名,当时京城修复高手均出自这两家书店。”此后又曾在琉璃厂开设了“群玉斋”书店,1956年来到国家图书馆前身——北京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工作。

朱振彬介绍,许多文化名人与学者都曾慕名找张士达修复古籍,鲁迅便是其中一位。“收藏古籍之外,鲁迅还有一个爱好,就是亲自修补、装帧古籍并制作书套。由于这个爱好,鲁迅在往琉璃厂购书之际与老师相识,不但向他请教修书事宜,而且还请先生为其修书。据老师讲,找他修书的还有郭沫若、冯友兰、郑振铎、李一氓等先生。”

1980年8月,朱振彬结束了学校的学习生活,来到北京图书馆工作。此时的北京图书馆古籍修复人才凋零,青黄不接。为此一些有识之士就想到了已经退休在江西休养的张士达先生,想请他来馆为古籍修复培养人才。“当时,馆里选派了我和另外两位年轻人拜先生为师,学习古籍修复技术。图书馆在前门大街外珠市口附近的香厂路国务院第六招待所找了一处房子,把八旬高龄的先生安顿下来,并要我们三人与他同住,一是向先生学习技艺,二是照顾先生的起居。至此,我开始了近三年与先生朝夕相处的学习生活。”朱振彬追忆,当时版本目录学专家李致忠听闻此事十分高兴,特意在《北京晚报》上发布消息,对张士达八旬高龄仍带徒授业表示敬意和祝贺。

在追随张士达学习技艺的近三年时间里,朱振彬感慨最深的就是张士达对待古籍修复精益求精的精神。比如,每一部书在修复前都有一道环节,就是配纸。张士达先生每一次配纸都需要一两天时间,从补纸的纸性、颜色、薄厚直至帘纹宽窄都力求与原书一致。“先生常说:‘看一部书修的好坏,不能看是否修复一新,要看是否古风犹在。’这一说法与古籍修复中的‘整旧如旧’原则如出一辙。又比如,一部破烂不堪的古籍,书脊的上下两角也往往由直角磨成圆角了。一些修复师在修复此类古籍时,往往在补破的同时随手把两个圆角也补了,使之由圆角变成直角。而先生则不这样修,他总是把圆角还保留住,即使有的圆角出现了破损,先生也是把这部分破损的圆角补好后仍恢复成原样。这与我们所推崇的古籍修复中不能消除其时间经历的痕迹理念相吻合。正是因此,先生修的书仍保持着一种旧装的‘味道’。”

《敦煌遗书》一修20年

三年学成,朱振彬“出徒”面临的第一个重大修复项目就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启动的《敦煌遗书》的修复工程,至2013年项目基本完成,历时超过20年。朱振彬说,这项工程的重大意义在于继承了1949年开启《赵城金藏》修复工程时提出的“整旧如旧”原则,创立了“抢救为主,治病为辅”的原则,并倡导了欧洲先进的“可逆性”、“最小干预”两大修复原则。

在修复前,国图的工作人员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敦煌遗书》修复状况的调查,“目前,《敦煌遗书》在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等国都有散佚。而各国的修复方法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如欧洲比较惯于采用丝网加固的方式,但由于丝网是动物蛋白,纸张是植物蛋白,而动物蛋白往往先于植物蛋白老化,因此丝网甚至会影响书页的保存。而日本则倾向于使用中国传统的托裱方式进行修复,这样《敦煌遗书》许多背面的内容就被遮盖,纸张的信息也无法进行研究了。”

朱振彬介绍,《敦煌遗书》共有1.6万册件,其大部分是公元5世纪到11世纪的文献,跨度比较大,且保存状况比较差。“学界曾有《敦煌遗书》‘废弃说’,有学者认为《敦煌遗书》本就是古代过度使用的书籍,由于宗教原因不能丢弃,于是全部放置在石窟内。虽然这只是一家之言,但可以说明它破损的严重程度。”

正是由于时间跨度宽广、体量庞大、破损程度严重,在修复的过程中,文献学家赵万里的学生冀淑英先生提出了“抢救为主,治病为辅”的原则,其内容就是突出重点、先修复“病入膏肓”的书籍。“另外,在修复过程中,我们有意识地保留了前人修复的痕迹。比如,有许多破损之处,我们的古人用麻线缝合,这种方式虽然很原始,但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修《永乐大典》发明“掏补法”

朱振彬指出,古籍的修复和保护既有悠久的历史,也有时代的创新。说到悠久的历史,我国的古籍保护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在中国最早的古籍——简册时期,就有古籍保护的意识。那时的书籍,在记录之前,有一个必要的步骤——‘杀青’。也就是竹木加工完成后,需要把竹木在火上烤一烤,再进行书写。这个步骤又叫‘汗简’,让古籍‘出出汗’,这样水分没有了,在保存时就不容易招虫蛀。”

而说到修复技艺的创新,朱振彬则举了国图《永乐大典》修复的例子。《永乐大典》是明永乐一朝的大部头皇家文献,曾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正本已亡佚,残存于世的是嘉靖副本。“明代原装的古籍本就不多,皇家的东西更是罕见,《永乐大典》的散佚是由于火厄及战乱,并不是被人看坏的,国家图书馆现藏的224册《永乐大典》里有100多册都是原装文献。传世的明代刻本中很多装帧都不是明代的,但《永乐大典》绝对没有问题。”由于《永乐大典》的完整性,文献修复组决定在修复时要保持装帧原状,不能像修复一般古籍一样,将书脊拆开,把书页分成单张修补。“如果把书拆开修复,书皮和书脊都会遭到破坏,想要复原就更困难了。”

在修复《永乐大典》时,国图的修复师创造性地发明了“掏补法”,将补纸按照书页破损形状撕好,蘸上糨糊,伸进折页中间,一点一点“掏”着修补。“本着‘最小干预’的原则,我们保留着《永乐大典》原本的样貌,虽然在平整度上稍逊,但却散发着旧书独特的味道。”国庆节前,“旷世宏编·文献大成”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文献展在国家图书馆开展。展出的十二册原件中,有四件为朱振彬所修;隔着玻璃,记者看到,十二册真迹彰显着皇家气派,熠熠生辉。

朱振彬认为,如今古籍的修复是一个涉及化学、美学、版本学、印刷造纸等的综合学科,而年轻的传承者也拥有较前人更广阔的途径——培训班、院校学科教育、传习所等,“可以说,跟我们当年比,如今的古籍修复,视野和前景更开阔了。”

师徒南图再续一段缘

今年,朱振彬来到位于南京图书馆的国家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江苏传习所担任导师。为什么选择在这里“收徒”?朱振彬说,这和自己的老师颇有一番渊源。

1957年,文献学家赵万里为编《中国版刻图录》在全国重点图书馆搜集善本时,发现南京图书馆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南宋刻本《蟠室老人文集》已破损不堪。于是,赵万里与南图协商,把此书带回北京图书馆,请张士达对此书进行修复并配置了楠木书盒。修复完成后,在第一册护叶中间写有“一九五九年一月张士达装”跋文。张士达曾回忆:“楠木盒是用原故宫造办处的楠木料做的,而跋文是赵万里先生为我写的,写好后由我自己粘贴上去的。”几年前,朱振彬的同事出差到南京图书馆,回来后跟他说:“看到你的老师修的一部书。”从那时起,朱振彬就萌生了想亲眼看看这部老师修复的珍贵古籍的想法。

今年借在南图“收徒”的机缘,朱振彬圆了这个梦。“过去修复古籍,是不会留下修复者的痕迹的,也没有修复档案。就算是1949年开始修复的珍贵古籍《赵城金藏》,也只留下了一本简略的‘流水账’。这部《蟠室老人文集》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留有修复者痕迹的古籍。”

在南京图书馆,朱振彬看到了这部古籍,“真的仿佛是隔着时空,跟老师进行了一次亲密地对话,太珍贵了。”江苏传习所开办的首个任务是修复与《蟠室老人文集》并列“十大镇馆之宝”的顾炎武手稿——《天下郡国利病书》,作为导师参与其中的朱振彬说,“感觉这是延续了师父的脚步,是一段很奇妙的缘分。”(孙乐琪文并图)

[ 编辑: 韦馨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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