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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后炮”是中国决策和学术界的悲哀

http://www.dayoo.com http://www.dayoo.com 2009-05-12 17:52 来源: IT时代周刊 发表评论 (0)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9年会——国际金融动荡中的中国发展和改革”上指出,银监会在两三年前即预测到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此,许多网友称之为“马后炮”。

  事实上,在2007年,不仅银监会,包括中国人民银行研究所和建设银行研究所在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出现财务危机后,就已对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进行了预示性的研究,并进行了大量实证性分析。他们的研究成果曾送到高层,也曾送上“两会”,但在当时以“快”为主流的挤压下,他们的成果似乎没有发挥作用。

  其实,这些比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更清醒的研究者在最初就想到了他们的研究终归会成为“马后炮”。因此,他们在自己的研究报告中专门指出:“为什么我们总是事后诸葛亮,原因就在于我们太多地关注我们已知的事情,很少或很难考虑到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马后炮”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决策层和学术界近30年来最悲哀的事情,特别是那些号称“著名”的主流经济学家,将其“头衔”作为筹码,到处“走穴”、“走秀”,怎么可能对未来的事情予以关心呢?讲实话,在利益面前,那些出场一次可以拿到几万元的主流经济学家,还有什么心思研究实证问题呢?

  在2008年上半年,这些“主流”经济学家声嘶力竭地拿通胀说事,搅得决策层和业内全心关注价格和投资,而根本想不到危机就在身后;下半年,危机爆发后,这些“主流”又傲慢地喊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很小。”此后,在他们终于明白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产地时,又盲目地指出:“中国面临的将是通缩问题。”再以后,就哑然了。而此时,连一些对中国经济一窍不通的人都敢在清华、在地方政府大院瞎侃几个小时就揣走数万元人民币,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谁还会真正关心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在这难得的“淘金”机会中他们怎能闲得下来?因此,这几年我们已经很难再看到“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优秀报告,也终于可以明白当危机来临之时,这些“主流”都哑口无言的原因了。

  经济学界“主流”能如此,罪不在这些“主流”学者,因为毕竟他们是学者中最贪婪、最显现人类本性、最能扩张既得利益的少数人。若论罪,还是政府的决策体制。

  反思政府机构与学术界的关系时,我们则发现,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是“主流”,不是因为他们的水平有多高,而是一些政府机构和官员们在久被其忽悠后,又不忍弃之,于是,当面对一些“说不清”的问题时,就喜欢把他们放在调色盒里,让他们当颜料,调色而已。可悲的是,这些“主流”大多半推半就,放弃独立思考,顺了“利益”之意。许多人都听到过“主流”经济学家在演讲台上调侃:“我上次去什么什么堂,见到了谁谁谁时说的话,那个谁谁谁听得很认真,走时还让我怎么怎么着。”可见,这么一忽悠,“主流”的利益就被绝对放大了。因此,这次金融危机,彻底砸碎了“主流”经济学家是政府科学决策的“主流”咨询者的色盘。

  主流经济学是需要的,但不是中国现在的这类所谓的“主流”。

  反思近一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并反思因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大衰退,我国的决策层在决策思维上其实是出现多次波动的。

  究其根源,主要是因为在危机袭来时,决策面临着两个战场,一个是应对外部压力的战场,一个是应对内部利益分割的战场。政府不得不关注眼前内部人的利益搏杀,无暇顾及未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不同部委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利益系统之间,混杀得尘埃弥天,这也不可避免地使对危机的判断几经改变,应对危机的总体方案几经调整。

  而此时,那些刚刚恶补过几天课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曾经的“主流”但现今已被遗忘的经济学家,纷纷登场,指点江山,更使人们的思想陷于混乱之中。

  不论是政府决策的不稳定,还是“主流”经济学家的“马后炮”,归根结底,都是体制问题的恶果,是决策体制中的“形式主义”、“以短期应急替代稳定发展”、“以放大危机影响换取个人仕途光环”、“自下而上的报喜不报忧”等已成为“潜规则式的运行机制”造成的。

  特别是地方政府,如一些市、县级的最高决策者,在至今没有整明白危机的前因后果时,就生拉硬扯地出重拳,以期获得中央投资和增加个人业绩。这几个月我跑了大半个中国,听到、看到的真实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这样的体制,或许可以战胜眼前的危机,但下一次危机来临时,我们还能躲过去吗?我们会不会再次出现“马后炮”?

  (文/史等)

(编辑: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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