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下午，秋分。青岛里院喜剧节的第二场“喜聚”继续开聊。黄渤做东，作家刘震云、导演宁浩、导演管虎、演员范明围坐一桌——他们刚从海鲜啤酒屋里转场过来，热聊还未降温，一场关于方言、里院、山东幽默和喜剧创作的午后闲谈，又重新开场。从青岛话到河南话，从新疆大哥的沉默到“弄啥嘞你”的三种语态，五个老友聊了一个半小时，笑声里藏着他们对喜剧最地道的理解。
方言是喜剧的第一密码
话题从管虎的一段记忆开始。2000年拍《黑洞》，满剧组都说青岛话，只有黄渤字正腔圆地讲普通话。当时没觉得哪儿不对，后来才回过味来。“一说青岛话，他整个人都变了，整个人的气质倍儿生动”——这和他在剧中饰演青涩实习警察的形象，反倒有些违和。黄渤自己也认这个理：方言天生多给你一个表情，人物一下就贴了地。
范明是临沂人，聊方言最有发言权。《炊事班的故事》里老高一口山东话，“我特别感恩山东话，给这个人物带来的质感，包括口语”。他说自己当年用山东话说“我很郁闷，我很苦恼”流行了好一阵，“用普通话说就没有那个味道”。
黄渤把方言上升到了方法论。他说演员分析角色靠星座、血型，方言也是同一套归纳法——“一个地方的方言，比如江南那些吴侬软语，西北话很粗犷，其实是跟你从小的生活起居，走的路，胡同是宽的还是窄的，是相适应的……它把方言的筋骨化成了情绪，人物出来以后你才会觉得是对的。”
黄渤还现场表演了一个西北朋友远聚焦看人的场景——“长时间的远聚焦，突然看近的地方，他就变成这样看。”方言和性格，也是在地理环境和生活里慢慢磨出来的。
宁浩从导演的角度作了补充。《无人区》在新疆拍，“用别的地方来的人说个什么话，觉得还是不行”，后来用了本地司机，才找到感觉：几百公里的路程，本地司机一共说不到三句话，你说什么都是“嗯”，一直开车，然后瞅你一眼。一开始觉得冷漠，后来才明白——“他周围没有人，交流反而不是非常习惯”。
全场最精彩的段落，属于刘震云。“方言不是我执着，是方言执着。”他一句话把话题拎了上去。在他看来，方言带来的不只是口音，是一整套系统——河南喝的是黄河水，吃的是羊肉烩面，喝的是胡辣汤，“有一套思维系统、话术系统、心术系统”。宋朝时河南话就是普通话，“有事没事？没事散会”；各地状元进京赶考，“第一个功课是得学河南话”——相当于先考个“河南话四六级”。
接着，他用一句“弄啥嘞你”演了一整场戏。见面打招呼时，它是“你好”；埋怨时，它带着不满；真惹了人，后面跟着三个哥，墙角一堵，“弄啥嘞你”就成了问罪。同样四个字、同样的倒装句，语态完全不同。宁浩在旁边补刀：“编剧工作多么简单，一句词就完事了。”满堂大笑。
里院喜剧节有“在地性”
聊完方言，黄渤抬头看房梁，话题拉回所有人置身的这座院子。“过去这些地方都是住户，一家一户的……这些木头、梁用的还是一百年前的老梁，这些老梁在这儿听过多少人的恩怨情仇，听过多少笑话，办过多少喜事，经历了多少悲伤。”
为什么喜剧节非得在里院办？黄渤的回答很朴素：“里院两个字就很在地。‘弄啥嘞’这个事在别的地方不成立，青岛人有自己说不出来的幽默方式。”他把里院比作北京的胡同、江南的弄堂——“这样特别有温度的地方，只有青岛才有”。范明现场还查了里院的渊源，查完不忘点评：“这次AI没乱说，进步很大。”满座又笑。
宁浩第二次来，他的感受是“里院跟生活非常贴近”。在他看来，里院喜剧节依托在老建筑和市井传统里，“是一个天然和人民群众贴得最近的喜剧节，是身边的喜剧节”。管虎也表示，“（里院）很随便、很舒服”，这种舒服“更适于一种喜感出来——不是纯喜剧，而是生活中的喜感。这样的喜感可能更高级一点”。
刘震云从文学角度补了一笔。他说里院最早是德国人设计的，早期是大户人家连片的房子，“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黄渤发起的里院喜剧节，正是让喜剧借助里院的形式，“飞入寻常百姓家”。在他看来，喜剧的意义不止于当下那几声笑，“它把生活的面、包括生活产生艺术的面极大拓展了”。刘震云还特别提到当下脱口秀的蓬勃发展：一个民族的笑声，是生活之上的东西，“在云端的这些东西，这是非常重要的”。
黄渤最后收了一句，像是给整个话题的闲谈作了注脚：当地就是世界的，世界的就是当地的。里院借助喜剧艺术让更多人知晓，而喜剧在里院这里，也得到了很好的承载和表现。
青岛为什么盛产演艺人
不知道现场谁先起的头，话题很自然拐到一个黄渤自己也纳闷的问题——青岛为什么代代出演员？“唐国强、倪萍、夏雨、黄晓明、宋佳……是崂山水的原因，还是海风还是海鲜？不太知道。”
管虎的回答最直接：“从我接触的所有青岛朋友，他们从小天性特别开放，可能跟环境有关，挨着海，接触的东西更open，吃海鲜，反正天性很小就解放了，大多数人是这样。”
身为“老山东”的范明，将原因指向更加切实的原因——有“青岛文脉”之称的青岛三十九中。这所青岛人引以为豪的中学，走出过唐国强、倪萍、陈好、张山等著名演员。范明表示，“那时著名的演员还不叫明星，而叫知名演员，早年青岛的知名演员是最多的。”
黄渤跟着补充了一段群众艺术馆的记忆：早年青岛的中学确实很有文艺氛围，老师晚上会开夜班教学，费用很低，很多人都去学。“那个时候，我早晨六点钟就会到现在每天有演出的青岛音乐厅——原来还叫市南区文化馆——楼上练声，老师带着唱，不收费的，练完再跑回去上学”。
刘震云用一连串诙谐类比探讨这个话题。刘震云说，他老家的村子不出演员，但出木匠——“旁边一个村出杀猪的，还有一个村专出铁匠，铁匠传铁匠比较容易”。阿根廷出马拉多纳，赞比亚出长跑运动员，埃塞俄比亚出长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刘震云说，足球在阿根廷被称作穷人的运动，是因为马拉多纳富了，穷孩子也就看到了希望。“他能做到，穷孩子稍微努力一下也能达到。”
黄渤在旁边把这个话题接了回去：“黄晓明长成那样，成功了正常，对一般人没有参考价值；但我成功了，对所有老百姓的孩子来说——你看黄渤都行，你不行吗？”满座又是一阵大笑。
喜剧创作的方法论
聊到喜剧创作，宁浩的态度很明确：不要纠结外界议论甚多的“土洋问题”，不要考虑土不土、洋不洋。他说自己是山西人，“要比乡土，山西非常乡土”，但他很乐意尝试新东西。
宁浩表示，拍喜剧肯定还是得从生活里来，“你最熟悉、最舒服的方式，拍出来才对”。全世界的喜剧都难跨地区卖出去，因为它“根植于本身的语言系统、本身的生活”。宁浩还半开玩笑地劝刘震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法写《伦敦的日子》？估计也不太好写，你还是写你们村里头比较容易。”
刘震云的回答，则把“写村里”和“写世界”打通了。他在《一句顶一万句》里写一个意大利神父，不远万里到河南小县城传教四十年，只发展了八个徒弟，却每天写信给米兰的外甥——那个外甥后来成了米兰大教堂的大主教。“从米兰信教的地方，到不信教的地方，又把教传回去了。”他又说，《咸的玩笑》里卖水产的给自己孩子起名巴黎、纽约、伦敦，“这些人搅动起来，这个县城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这个县城。”
说到喜剧的高下，刘震云有一句判语：真正好的幽默，不是语言的幽默，重要的是人物结构的幽默和故事结构的幽默。他注意到，脱口秀里有的演员开始着意塑造人物，觉得这是喜剧在往好的方向走。
范明也有话要说：喜剧形式现在确实多样，什么洒狗血、什么技术手段都来了，但他还是希望，热爱喜剧的人还是要回归人物，“多看，多吸取营养，借助技术手段”。更要紧的是喜剧观念要更迭——“你自己要有认知，年轻人爱看什么，要有最新鲜的产生喜剧因素的行为，那才是高级的。”
宁浩则从行业角度回忆了变化。早年他跑场子、在夜总会伴奏，正经剧院只有院团能进，有梦想的人连训练的地方都没有。现在不一样了，开放麦、厂牌遍地，票几秒钟售罄，喜剧人有了更多生存空间。黄渤也说，山东人“要面子、请客看戏送票”的旧习惯在变，看演出慢慢成了生活方式——“你老去看，慢慢有自己的审美，慢慢审美越来越高，会提出要求。以后这方面会越来越好。”
第三场“喜聚”预告
秋分开海时，里院笑声正浓。第二场“喜聚”散席，第三场已在路上。第三场里院“喜聚”将以电影为媒，黄渤、阎鹤祥、宋方金、文娟、王迅围坐，聊不同文化土壤里长出的喜剧电影，藏着怎样的社会洞察与人文关怀，敬请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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