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金融档案，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经济建设的真实且客观记录，涵括了中国共产党在漫长革命与建设岁月中的金融政策与文件、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业务数据、金融宣传报道，以及与金融相关的会议记录等各类文献，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事业的建设进程。红色金融档案，不仅是研究红色金融史和中国金融史的重要资料，其所蕴含的多维度价值内涵和历史意义，有助于深入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建设的重要性，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的本质。
一、红色金融档案的文献价值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金融体系，萌芽于大革命时期，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建设、抗日战争的洗礼与解放战争的锤炼，逐步形成完整的金融制度体系。红色金融档案，真实、客观地记录了党带领人民群众创建红色金融的光辉历程，以翔实丰厚的史料，呈现了红色金融建设者们不畏艰难的奋斗精神。他们以救民救国为目标，创立银行和信用社，发行货币，以低息甚至是无息贷款，投放到工农业生产当中，千方百计创造条件满足群众的金融需求，实现了红色金融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据统计，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累计发行超过200种货币，建立400余家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总额折合黄金逾100万两。这些档案跨越时空，鲜活地再现了革命战争年代金融领域发生的精彩实践活动，尤其是红色金融建设的机构设备、政策文件、布告通告、实物器具、宣传报道和人物事迹等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料，为英雄的中国人民群众留下了可供怀念、纪念、学习和传承红色金融革命的原始资料。
红色金融档案记录表明，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所有金融活动都是为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从金融机构到金融业务，都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政策主张，完成党制定的中心任务，落实党的经济金融工作部署。
二、 红色金融档案数字化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数字化标准不统一。档案数字化是打破传统保存局限、提升利用效率的必然趋势，但目前全国范围内尚未形成红色金融档案数字化的统一标准规范。从具体表现来看，不同区域、不同层级的档案机构，在红色金融档案数字化的核心技术参数上存在明显差异：在分辨率设置上，缺乏统一要求；在元数据标准上，部分机构仅记录档案名称、形成时间等基础信息，而对红色金融档案特有的要素，如档案关联的革命金融机构（如北海银行）、历史背景、金融业务属性等未进行规范著录，导致数字化档案的检索、关联、利用效率大打折扣。
资料平台不统一。在东部经济发达、文化资源丰富的区域，不仅完成了纸质档案的数字化扫描整理，还搭建了专属的数字化资料平台，实现了档案的线上检索、查阅、展示等功能。但经济欠发达区域，受资金短缺、技术条件落后等因素制约，红色金融档案数字化建设严重滞后。经费不足，导致无法购买高分辨率扫描设备、专业存储服务器等硬件设施，也难以支付数字化加工、技术维护等相关费用。纸质档案的保存面临着多重风险，档案如出现破损、霉变等问题，修复成本高昂，甚至可能导致珍贵历史信息永久丢失。资料平台的缺失，使得这些区域的红色金融档案即使完成部分数字化，也无法实现高效利用和广泛传播，只能局限于本地档案机构的线下查阅，与东部地区的数字化平台形成鲜明对比。
区域资源不统一。红色金融档案的形成与革命历史进程紧密相关，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那些曾经是革命老区、红色金融活动活跃的区域，留存的红色金融档案数量多、种类全，在数字化建设中具有天然的资源优势。而那些红色金融资源相对匮乏的区域，不仅留存的档案数量少、种类单一。由于红色金融资源影响力有限，这类区域难以获得充足的政府资金扶持，社会资本参与积极性也不高，导致数字化建设缺乏必要的资金保障，无法开展大规模的档案搜集、数字化加工等工作。这种区域资源的不均衡，使得红色金融档案数字化建设呈现出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不利于全国红色金融档案资源的整体整合与高效利用，也制约了红色金融文化的全面传播。
三、 红色金融档案数字化利用的改进举措建议
构建统一的红色金融档案数字化标准体系。首先，明确牵头主体。由国家级档案机构联合党史研究、金融监管、档案管理等相关部门，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牵头制定红色金融档案数字化专项标准，彻底改变当前通用档案标准不适配红色金融档案特殊性的问题。其次，细化标准内容。文件格式统一采用TIFF专业归档格式，兼顾档案保存的长期性和清晰度，禁止使用压缩比过高导致图像失真的格式。分辨率统一设定为600dpi及以上，确保档案细节清晰可辨，满足学术研究、细节还原的需求。元数据标准重点细化红色金融档案特有要素，明确要求著录档案关联的革命金融机构、历史背景、金融业务属性等核心信息，规范著录流程和格式，提升数字化档案的检索、关联效率。再次，强化标准落地，通过开展全国范围内的标准培训、建立标准执行考核机制，推动各级档案机构严格按照统一标准开展数字化工作，对已完成数字化但未符合标准的档案，进行重新梳理、优化完善，确保所有数字化档案都符合统一规范，为后续资源共享、互联互通奠定基础。同时，结合标准制定难度大的问题，组织档案学、历史学、金融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专家，开展专项研究，兼顾红色金融档案的多样性与专业性，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统筹推进数字化资料平台建设，加大区域扶持力度。首先，构建全国统一的国家级红色金融档案数字化平台，由国家级机构牵头建设、统一运营，打破区域壁垒，要求各地档案机构将符合统一标准的数字化档案，全部上传至该平台，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资源互联互通、共享共用，彻底改变各地平台分散、无法联动的现状。其次，加大对中西部欠发达区域、革命老区的资金和技术扶持，针对性解决这些区域经费不足、技术落后的问题。设立专项扶持资金，重点用于采购高分辨率扫描设备、专业存储服务器等硬件设施，支付数字化加工、技术维护等费用，并组建专业团队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持。再次，完善纸质档案保护与数字化衔接机制，针对中西部区域大量纸质档案留存的现状，先对珍贵纸质档案进行专业修复、防潮、防虫处理，再开展数字化扫描，降低物理、化学、环境因素对档案的损坏风险；同时，建立数字化档案备份机制，对上传至国家级平台的档案进行多重备份，防止档案信息丢失，确保红色金融史料的安全保存。
强化区域资源整合，优化资源配置。首先，开展全国范围内的红色金融档案资源普查与整合，由国家级机构牵头，组织专业力量，对散存于各级档案机构、民间、个人手中的红色金融档案进行全面普查，摸清资源分布状况，建立全国统一的红色金融档案资源台账，重点梳理中西部区域、红色资源匮乏区域的档案资源，推动区域间资源互补。其次，构建区域协同机制，推动红色资源丰富区域与匮乏区域开展合作，建立人才、技术、资源共享机制。红色资源丰富的区域，选派专家学者、专业技术人员，前往资源匮乏区域，提供档案搜集、整理、考证、数字化加工等方面的指导。资源匮乏区域，组织工作人员前往先进区域学习交流，提升自身工作能力。再次，摆脱人才和资金短缺困境，高校加强对相关复合型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升其现有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
对红色金融档案数字化开发进行技术创新。技术创新需从数据采集、语言处理、视觉呈现三个核心层面逐步推进。首先，在数据采集层面，用图像修复技术对革命时期的票据、账簿、文件等进行高精度重建，对残缺的文字、图案信息进行自动补全，大幅提升数字化档案的可用性。其次，在语言处理层面，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结合命名实体识别、关联抽取等技术，可精准提取档案中的核心要素，构建跨越时间、地域的红色金融知识图谱，清晰呈现金融人物、机构、政策之间的关联。再次，在视觉呈现层面，运用光学字符识别技术，可精准识别档案中的文字信息，实现文字可编辑、可检索，提升档案利用效率。结合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将纸质档案中的凭证、历史遗迹场景与口述史、回忆录等史料进行交互验证，还原红色金融实践活动的历史场景，生成可视化的金融活动场景和金融人物影像。技术创新并非简单的技术堆砌，而是要结合红色金融档案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属性，确保技术应用不破坏档案的真实性。
（作者魏俊系闽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博士后、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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