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细胞突变论”是现代肿瘤学的主流范式，最早可追溯至1914年Boveri提出的染色体畸变假说。1976年Varmus与Bishop发现致癌基因，1982年Weinberg团队克隆RAS和RB1，标志肿瘤分子机制研究取得实质性突破。此后，以体细胞突变为核心、以DNA序列变异为基本单元的解释框架成为主导。它塑造了“无基因无机制”的研究逻辑，驱动分子分型与靶向治疗发展，构成分子肿瘤学的理论基石。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至今仍将“癌症是基因病”列为基本定义。但该范式尚未带来根治性疗法：晚期患者总生存期未显著延长，而这正是衡量癌症进步的主要标准；耐药、复发与转移等关键问题仍缺乏有效应对；临床实践常滞后于肿瘤演化，从疾病主导者退为分子表型追随者。
“在肿瘤学百年发展的历史性关头，亟需以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为认识论指引，重构对癌症本质的理解与干预逻辑。”南方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研究员罗伟仁、这位2024—2025年入选斯坦福大学“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的深圳学者表示。
他进一步指出，“应超越‘聚焦局部、偏重基因、静态割裂’的机械还原论倾向，转而将肿瘤置于整体性、动态性与关联性的生态系统中加以审视。须以生态哲学所强调的关系性与过程性为认识基础，以唯物辩证法为根本方法论，依托生态学与进化生物学原理的深度交叉融合，构建更具解释力与预测力的‘肿瘤生态哲学范式’，从而切实提升临床转化效能与患者生存获益。”
罗伟仁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坚持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与矛盾运动规律，反对将癌症简化为单一维度的基因突变事件。基因变异仅构成肿瘤发生的必要条件之一，而非充分决定因素；真正塑造肿瘤表型演化轨迹的，是微环境、宿主免疫、代谢网络与治疗干预等多重要素共同参与的动态生态进化过程。简言之，驱动癌症发生与发展的核心机制是体细胞水平的自然选择，而非基因突变本身。
罗伟仁自幼受其父、当地知名中医罗少文在行医中的整体辨证论治观的熏陶。2009年于南方医科大学攻读肿瘤学博士学位，师从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鼻咽癌研究奠基人姚开泰教授；随后，作为国家留学基金委与广东省联合资助的地方合作项目首批入选学者，赴美国UCB劳伦斯国家实验室开展访问研究，师从美国哲学会会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三维类器官建模及肿瘤微环境研究领域的奠基人Mina J. Bissell教授。此外，他在迈阿密大学米勒医学院病理科接受专科培训，以及完成哈佛大学医学院肿瘤学高级研修项目。职业早期，他在广东医科大学从事病理学教学科研工作，以及在南方医科大学从事肿瘤病理学研究。以上这一复合型学术履历，为其辩证系统性构建“新肿瘤学”理论框架提供了广阔的认知视野。
2023年，他首次明确提出“癌症本质上是生态病，而非基因病”，主张将肿瘤视为嵌入多维时空尺度中的“病理生态系统”，其发生发展遵循生态位构建、种群竞争、共同进化等基本生态规律。据此，临床干预亦须摒弃僵化、单向的“清除式”策略，转向基于实时监测与反馈调控的适应性动态管理。在此基础上，他系统提出“生态病理学”理论框架，指出人类疾病的发生与发展是一个病理生态过程。相关成果入选ESI高被引论文，引用频次位居肿瘤生态学研究领域前列，而相关理念于2025年中华医学会成立110周年专刊《重新思考肿瘤》一文中予以深化阐释。
罗伟仁牵头完成两部国际前沿专著的中文译介工作：《重新思考癌症》（2024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与《癌症生态学与进化》（2026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前者立足理论、系统、时间与（微）环境四大维度，首次提出具有原创性的“癌症系统观”理论框架；后者融合五大进化学原理，揭示癌症是一部由生态选择与进化适应共同书写的“生活史”；并系统阐释“达尔文肿瘤进化”“治疗诱导超进展”“尼采效应”“适应性治疗”等核心概念。他指出，上述现象实为对立统一规律在肿瘤临床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故治疗干预必须精准把握剂量阈值（“度”）与时机窗口（“时”）的辩证关系；呼吁在基础研究层面系统反思现有基于“体细胞突变论”的实验设计范式，倡导深入研习生态学经典著作，吸收并转化其核心概念与方法论工具。
上述工作有力推动了肿瘤生态学在我国的学科发展，为构建“新肿瘤学”知识体系提供了关键支撑。该体系旨在系统推进四大维度的范式转型：学科层面，由单一“分子肿瘤学”迈向多学科深度交叉的“融合肿瘤学”；在理论层面，超越以体细胞突变为唯一驱动机制的线性因果模型，确立以动态互作及多尺度环境生态位重构为核心的系统生态进化观；实践层面，由依赖固定方案的被动干预转向基于动态监测与反馈调节的适应性诊疗；目标层面，由追求最大程度减瘤的短期疗效导向，转向以长期疾病控制为核心的生态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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